余秋雨先生为上海“太阳风中学生随笔系列丛书”写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：我们能经常遇到这样的成年人，他们能有声有色地讲述生活中各种有趣的经历，但是如果你听得来劲，要他们用笔写下来，结果总是令人失望。因为他们写在纸页上的句子是那么刻板老套，矫饰空虚，读起来味同嚼蜡。社会上还有一些平时办事干净利落的人，一旦写发言稿作报告，往往语言艰涩、陈词滥调很的多，让人感觉到好像换了一个人；而让他丢开讲稿随口讲，情况又立刻好转。是他们不会写作吗？倒也未必。他们的文稿句子通顺，语法无误，词汇恰当，段落清晰，一看就知道具有语文功底。但是有了根底还写得如此乏味，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作文的基础打歪了。
    其实余秋雨先生说的这种成年人，“从一开始就把作文的基础打歪了”的现象并不少见，即使在教师中甚至在语文教师中也不乏“善口头表达而拙于书面叙述”的情况。一个不难理解的原因是，早在孩子的中小学时期的作文中已经播下了种种祸根。这里试举出几个方面。
    其一，作文与说话分家。会说话却不会写作文，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。学生中有不少被称作“巧八哥”的学生，他们光嘴甜不说，话一出口还一串串的，风趣幽默，常会招来听众或者掌声。可这样的学生却大多称自己“不是写作的料”。他们写出文章来，再也看不出嘴巴上那种风韵，甚至判若两人。这种现象大多源于一种糊涂认识：写作要用书面语言，说话是口头语言。两者不是一回事。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说，口头语言跟书面语言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正是这种人为的“鸿沟”论，将许多本该很会写作的学生“忽悠”得不会写作了。
    有研究人员指出：语文教学中的说话训练，其中一个目标是让口头语言跟书面语言接近，而决不是离得更远。作文与说话分家的训练方法，正好违背了这个要求。
    其二，盲目追求华丽，摒弃朴实。有人认为：嘴上说的话，土不拉叽，哪能往作文里写。就是这样的认识在作祟，不少人写作时总要把嘴巴上的语言放在一边，而去搜肠刮肚，绞尽脑汁地想那些所谓华丽的词儿。这样强拉硬扯写出来的文章，不是失去原来应有的韵味，就是艰涩难懂，让人看了只能摇头。许多学生的作文得到“用词不当”或“辞不达意”的评价，往往是因为这一点。甚至于绞尽脑汁依然山穷水尽时，要去“借”别人的作文以充斥自个儿的门面，那已经不能叫做写作了。
    有研究人员指出，社会患有浮躁喧嚣症，教育上就不可能没有反映。作文教学中这种追求辞藻华丽的现象，则为其一个折射。
    其三，作文越来越远离生活。生活是写作之源这个千真万确的真理，如今在作文中正在被淡忘着。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吧，学生说没有；写自己平平凡凡的人生吧，学生又怕外人说没有意思。于是，只好以胡编乱造来对付。这种情况，在平时作文中时有出现，就连中招、高招考试中也不罕见。奇怪的是，还有人为这种现象辩解，说学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，因为他们“完全没有生活”或者“每天总是三点一线，生活面狭窄”等等。其实，完全不是这样，有欢快的生活，就写欢快的作文；有悲戚的感受，就写悲戚的作文；有愤激的情绪，就写愤激的作文：作文永远是生活的影子。
    这方面，常有一种怪现象。有学生问：身边能看到的只是假恶丑，没有真善美，怎么办？有人说，那就回避吧。这种说法，即使出于好心，对青少年学生来说，也没有多大积极作用。
    有研究人员指出：这种割断生活之源的作法，正是教师对作文教学感到困惑以及学生越来越讨厌作文的重要原因。
    其四，作文不再联系做人。
    众所周知，教育中所有的活动都不得偏离“育人”这个终极目标。而作文好像可以例外。譬如，政治老师教育学生要诚实，作文老师却说，写不出就编，编不出就抄；政治教师说，抄袭他人的作品是不道德的；作文教师却说，能抄得天衣无缝，那叫“本事”。社会上有人呼吁学生作文要写真话，说实话，说自己的话，学生偏偏喜欢在作文中说空话、说大话、说套话。从前些年的教学大纲到现在的课程标准都强调写作要有真情实感，有人硬是不听这一套，还说什么“在作文中谁说真话谁吃亏”。一名初中生在考试时写自己的妈妈，说“妈妈是爸爸花钱买来的”以及妈妈如何如何地不孝顺奶奶等等，有人说他不该这样拿“妈妈开玩笑”，他说，“只要能多考几分，开个玩笑也值得的。”某位“80后”作家涉嫌抄袭，法院判他向原作者公开道歉，他理都不理。问怎样看待这个现象，一位高中生说：“他拒绝道歉，是他有资本”。面对这样的学生，想一想我们的作文教学，恐怕谁也高兴不起来吧。
    作文不是政治，但作文决不应该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。有研究人员指出：偏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作文教学，即使能培养出笔下生花的学生，对社会不只是无益的，还可能是有害的。
    本文的开头已经提及，成年人拙于文字表述是中小学作文训练的失误。如果我们不想让这种失误继续下去，那就要好好地反思一下我们的作文教学。我想大家都来想一想，决不止我这里提出的四个方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