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今中外，文学创作中母亲形象被不断的塑造着，由此“母亲”成为是叙事文学的一个永恒而又神圣的话题。她不仅代表着母亲形象本身，还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形象，源远流长的文化中，母亲形象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蕴的意象。仅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母亲形象就有20多个，教材涉及的这些母亲性格不同，身份不同，或善或恶，或坚韧或专制，或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夹缝中，或为己或为人，由此呈现出不同的面貌。所以，在分析解读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形象时要正确理解文本内容，准确定位其形象。对于反面母亲形象，更要客观地评价，还要明确造成她们性格异态、心理阴暗的原因。

一 善良慈爱型

胡适先生在《我的母亲》中，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，把深情的目光投向生活地艰难挣扎的寡母，用简单质朴的文字表达了对受尽磨难的母亲的深切怀念。对于胡适来讲，母亲是“严父”，她担起了对胡适的全部教育的责任。每天天很早时母亲就会把胡适喊醒，要求他反省昨天是否做错了事、说错了话，并且要他认错，要他用功读书。母亲教育犯了大错的胡适时，不是当着别人的面刑罚，而是把他关进房里责罚，还要求无论怎样重罚，都不许哭出声来。她还是“慈母”，胡适害了眼翳，母亲不知从哪听来，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，竟然真的用舌头去舔他的病眼。她更是“良师”，有容人之心，气量大，性格好。作为当家的后母，她在处理家庭的难事和矛盾的时候格外容忍，从来不和两个嫂子吵架，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是一个人哭一场。母亲也从来不说一句伤人感情的话，但对待侮辱自己人格的人，母亲却是一反常态，表现出不屈的刚气。日积月累，在母亲的悉心教育下，母亲的温和宽容、隐忍却又不失刚气的性情与为人对胡适产生了极大极深远的影响。

教材中还涉及这样一类母亲形象，她们也是善良勤劳的，但又不同于胡适、史铁生（《我与地坛》）之类的母亲，她们被生计所迫，不得不离开家，卑微的讨生活。艾青在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中就成功地塑造了这样一类母亲形象的代表——大堰河，她靠养育“我”来养育她的家。通过诗歌，诗人热情地赞颂了大堰河善良的品质、坚强的生活意志。同广大的中国劳动妇女一样，大堰河是勤劳善良的，终日含笑操劳；她又是慈爱博大的，对待“我”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她甚至梦想能听到“我”的新娘亲切地叫她婆婆”。然而，她又是悲苦的，命运给予她的是贫困苦难的生活，终年的劳作使得她年近40岁就离开人世！在诗人的笔下，大堰河平凡而又伟大，在她的身上有着勤劳质朴、善良宽厚的中国传统美德，但同时还有着几千年来封建帝制下根深蒂固的奴性。然而她又无私的奉献出自己生命中全部的爱，她的默默无闻、不辞辛劳让诗人感动，同样也影响着诗人的创作。

二 蛮横专制型

  汉乐府中的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因其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及为爱殉情的人物形象而广为流传。人们同情焦仲卿、刘兰芝的遭遇，感动于他们的爱情，同时也对蛮横无理、独断专行的焦母感到深恶痛绝。然而在男权、夫权的封建社会里，女子没有独立的个人权利，她们只能依附于男子而存在。从课文里的信息可以看出是焦母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抚养焦仲卿，而封建社会的“三从四德”的禁锢，让孤独不幸的她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了儿子身上，儿子成了她“精神上的情人”。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下，女人可以毫无保留的爱着并且理所当然的命令着的人便是、也只能是她的儿子。她除了依赖儿子，别无他法，她的心血全用在了儿子身上，儿子是她活着的全部。在这样的恋子心态下，焦母对儿子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，意识深处对儿子有一种极端的依赖，她不容许任何人来分享儿子的爱。可是娶了刘兰芝后，原本对自己顺从的儿子却把更多的情感倾向于儿媳，儿媳似是要把相依为命的儿子夺走，独自一人辛辛苦苦把儿子抚养长大，可是儿子却被另外一个女人占去了，这个时候焦母心理是极度不平衡的，并产生严重的失落感。所以，刘兰芝和焦仲卿越是两情相悦、恩爱有加，作为深爱儿子的焦母就越是无法接受。尤其是当焦仲卿表达若是休了刘兰芝，他便不会再娶妻的意愿时，这是她没有预料到的，于是她大发雷霆，怒斥儿子竟然敢帮媳妇说话，尽显封建家长强权。男尊女卑的社会里，焦母不能怪儿子对刘兰芝情深，所以迁怒于刘兰芝，因此，她要棒打鸳鸯，赶走美丽善良、聪明贤惠、忠贞不渝、知书达理的刘兰芝。在那样一个社会，或许焦母对儿子的要求并不能称得上过分，只是事情并不是按照焦母的设想所发展的。焦母的专制、礼教伦理使得焦仲卿不敢反驳，焦母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。可是焦母之所以如此蛮横皆是因为她的情感经历，由此性格、心理出现了扭曲和异化，这样看来，她对儿子的做法又似乎是可以理解的。

三 自私丑陋型

所处时代的影响或因生活的残酷，此类母亲形象自私虚伪，庸俗浅薄，甚至有荒唐的举动，母性被扭曲。但是她们仍然是爱子女的，只是立场、角度、出发点不同。

关汉卿在《窦娥冤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形象，她的出现推动剧情的发展，她也是窦娥人生悲剧的制造者，她就是窦娥的婆婆——蔡婆婆。不可否认，蔡婆婆本性善良。在向窦天章讨债时态度并不恶劣，尤其是窦天章同意将窦娥抵债之后，又奉送十两银子给他做上京应试的盘缠。窦娥临刑前，她悲痛欲绝，不顾一切来看窦娥最后一眼。在蔡婆婆性格中还有懦弱的一面，面对张驴儿父子的恐吓威逼而央求无用，她没有再想办法摆脱，而是答应了张氏父子的要求，引狼入室。另外，蔡婆婆身上还有着自私残酷、贪婪和小农意识的一面。当她去向窦天章收账的时候，穷困的窦天章无力偿还，窦娥便成了高利贷的牺牲品，她丝毫不顾及父女亲情；当她答应张驴儿父子的时候并没有替窦娥着想，而且极力劝说窦娥顺从张驴儿，以致后来引发了窦娥的悲剧；最后，面对严刑逼供，无奈的窦娥不得不就范招认，可是此时的蔡婆婆却没有任何的动作，而是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胆小鬼，这也直接导致了窦娥含冤而死。

其实，蔡婆婆的性格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。她也是善良、慈爱的，只是当时元代社会黑暗，官僚腐败，民不聊生，尤其是高利贷盘剥到了十分残酷的程度，受统治阶级这种风气的影响，蔡婆婆也利用家中钱财放债收利，这就形成她性格中残酷、狠心的一面。社会秩序混乱，官府也是贪污受贿、横征暴敛，百姓是有苦难言，惶惶不可终日，这就造成她性格中软弱、胆怯的特征。蔡婆婆也是封建社会政治腐败、官吏凶恶贪婪下的受害者。

曹雪芹笔下《红楼梦》中的王夫人看似不显山不露水，是个“善人”，实则含而不露，老谋深算，心狠手辣。为了维护家族利益和自己的地位，她不惜抛弃母子亲情，更是残忍地逼死金钏、逐走晴雯、害死司棋、遣散芳官。她不顾宝玉的意愿，设计导演“掉包计”，断送了黛玉的性命，导致了宝玉、宝钗的婚姻悲剧。这也使得她和宝玉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，直至宝玉心灰意冷，离家出走。王夫人的一生可谓是机关算尽，可最后儿子离开了她，自己尽力追求的富贵荣华也化为乌有。作为母亲，王夫人也是悲哀的。

四 愚昧苦难型

愚昧苦难型母亲主要集中在鲁迅先生的笔下，该类母亲形象勤劳善良却麻木愚昧，命运悲惨。如《祝福》里的祥林嫂，《药》中的华大妈、夏四奶奶。在残酷的现实中，她们对自己所承受的苦难不自知，甚至是认同，这也使得她们彻底陷入苦难的深渊。

鲁迅在小说《祝福》中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，塑造了一个被侮辱践踏、遭迫害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。祥林嫂原本是一个勤劳善良、安分守己的农村妇女，她想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换取最低的生存条件，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都无法实现。先是被逼改嫁，度过了她人生中虽短暂却幸福的时光；再是死了丈夫和儿子，连赖以栖身的房子也被大伯占了去；无奈之下，痛苦无助的祥林嫂再次来到鲁镇，遭受一连串打击的祥林嫂此时却被看成伤风败俗之物，在她捐了门槛后，鲁四老爷仍残忍地阻止她参与祭祀，打碎了她所有的希望；而她身边的人带给她的则是无尽的嘲笑与讥讽。于是在鲁镇的人们准备接受无限的祝福时，空气中弥漫着无限的喜庆时，祥林嫂无声无息地离开了那个令她受尽苦难、嘲讽的世界。在那个冷漠的世界里，作为一个母亲，样林嫂心灵、肉体的痛苦与摧残是多重的，“她是个没有春天的母亲，春天死了丈夫，春天死了儿子，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得也死在春天。”[1]作为一个丧失自我意识的人，封建迷信、封建礼教是造成祥林嫂悲苦人生的无形的刽子手，祥林嫂的一生是充满血和泪的一生。

作为“病态社会和病态社会中的不幸之人”[2]，这类母亲骨子里透露着麻木愚昧，在那样的时代下，背负着人生重负的她们艰难挣扎，在不幸中努力前行。

 五 叛逆偏执型

这类母亲形象是众多母亲形象中的异类，她们或因人性受到摧残，或因生活环境压抑变得疯狂，从而显现出母性“恶”的一面，话剧《雷雨》中的繁漪是这类形象的典型代表。

在曹禺的笔下，繁漪是有勇气的，她可以为了爱情不管不顾、挣扎抵抗，敢于冲破一切桎梏。她又是可悲的，出身名门、正值青春年华的繁漪，由家庭做主嫁给了一个年龄上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——周朴园，他伪善自私、冷酷专横，不允许家人有任何的忤逆，他是拥有至高无上绝对权威的家长，这也就注定了两人的婚姻是一场没有爱的、令人窒息的婚姻。在这场婚姻里，因为压抑、摧残，繁漪的性格已经变得异态、偏执。然而作为一个有知识渴望自由的女性，繁漪于是又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周萍身上，不顾天理人伦，希望能与周萍远走高飞，“然而她舍弃名誉与地位与其相爱的周萍又抛弃了她，在这样一种境地里，她变成了一个忧郁阴鹜的人，并且在心里升腾出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。”[3]于是她变得更加阴晴不定，特别是在她的努力全部付之流水、渺茫的希望变成了绝望时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。得知儿子周冲没有按她的吩咐去破坏周萍和四凤时，她便把所有矛头对准周冲，她骂周冲不是自己的儿子，骂周冲是条死猪。周萍试图用周冲牵制她，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而激起她更加激烈的反应。她不惜利用自己的儿子而不顾一切地追求所谓的爱情，这也怪不得周萍骂她“丧失了一个母亲最基本的天性”。她渴望爱情和自由，却饱受精神的折磨；她期望摆脱痛苦的处境，却无路可退。因爱成恨，因爱疯狂，最后被逼上绝路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，繁漪也是一个可怜可悲的人，是封建宗法家庭的被凌辱、被伤害的对象。

在学习这些有关母亲形象的文章时，母亲形象也影响着中学生对母亲的认识和情感，所处时代、环境的不同，母亲形象带给中学生的感触也是不一样的。总而言之，母亲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，她是不能够超越她所处的时代的，因此母爱便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，并深深的刻在每一个时代子女的心上。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中这样说：“母亲的态度，取决于她的整体处境以及她对此的反应。”[4]或许有的时候，母爱能够超越人性，能够为子女为家庭而无怨无悔、不计报酬的付出；但是人性的最根本终究难以改变，母亲在绝望无奈的境地中所做出的一些本能反应也很难改变。